本文是一篇研究微观经济学的论文，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波特假说”在我国更多的表现为技术进步与短期内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并存。为应对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通常做法有两种：淘汰落后产能或技术创新和引进。本文的结论显示这两种现象在“双控区”城市都表现得比较明显。相对于非“双控区”城市，“双控区”城市的工业经济增长的增速显著放缓，但专利授权增速显著上升。由此可知，就设立“双控区”这一环境规制政策而言，出现的创新补偿效应但创新补偿效应并未大于环境规制的成本，证实了我国存在弱“波特假说”，而强“波特假说”不成立。第二，强“波特假说”的成立依赖于环境规制引发创新补偿效应的大小。换句话说，强“波特假说”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强“波特假说”的成立条件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合理设计及实施情况。就本文研究的“双控区”政策而言，“双控区”政策是一项以命令控制型为主的环境规制政策，它成功的完成了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但是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大小有限并且产生的时间相对滞后，由此，只是部分而并非完全抵消环境规制的成本。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慢慢开始显露。20 世纪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了以伦敦烟雾事件为代表的八大公害事件。至此，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最前端。与此同时，人类也加强了对环境保护的思考，自 1972 年联合国举办的“瑞典斯德哥尔摩第一届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中国虽然是最早一批将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样也面临着环境恶化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奇迹后，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粗放式发展的弊端开始显现。在 2018 年耶鲁大学等单位公布的全球环境绩效报告中，中国在参与排名的 180 个国家中排名 120 位，空气质量排名更是居于 177 位，环境保护工作亟待加强。从政府部门环境治理角度来看，21 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环境治理投资额呈爆发式增长，从 2000年的 1,010.3 亿元在短短 18 年内增长至 9,539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3.3%。背后的原因有政府部门在环境问题的观念上的转变，也有我国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因素。显然，我国难以负担如此巨大且不断增长污染治理成本。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若再继续走以污染换经济增长的老旧路线，不仅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背道而驰，而且会使我们生存的环境遭受巨大的打击。为了应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局面，2012 年我国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战略决策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才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接近 14 亿的人口大国，为解决国民的温饱、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依然需要保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并且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在最后冲刺阶段，经济增长问题显然也不能有丝毫放松。在这实现民族复兴路上的关键时期，如何理解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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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类文明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急剧提升，但飞速增长的经济状况同时也伴生出酸雨、水土流失、植被破坏、能源枯竭等类似的种种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针对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展研究工作。其中，关于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背景，对此问题的回答也并不统一，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额外产生税收、监管成本及行政管理成本，加重企业生产的负担。在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后，为适应环境规制，企业必然要把原来用于生产的资源投入到污染物的防治之中，从而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并且也有大量的实证文献支持这一观点。Gray(1987)发现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环境规制的实行导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年均增速下降 0.17%~0.28%[7]。Barbera 和 McConnell(1990)通过对美国 1960—1980 年内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确实导致了部分产业生产率下降[2]。Brannlund 等（1995）则基于瑞典的造纸业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严格的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3]。Jaffe（1995）认为环境规制不利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的成本不利于企业提升的生产率及国际竞争力[12]。解垩（2008）以中国 31 个省区为例，通过非参数分析方法构建生产前沿函数，将工业生产率变动分解为效率、技术变动两个方面，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以此来探究环境规制对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污染治理投资的增长对工业生产率的效率变动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技术变动产生了抑制效应[27]。Greenstone（2012）利用美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依据《清洁空气修正案》的实施情况将各个县划分为特定污染物达标与未达标，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发现未达标的县的工厂 TFP 下降约为 4.8%[8]。李钢、董敏杰和沈可挺（2012）通过构建 CGE 模型估计主要污染物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31]。Hering 和 Poncet(2014)利用中国城市出口数据发现环境规制降低了城市的出口，尤其是高污染行业的出口[10]。Hao（2018）等利用中国 2003—2010 年 283 个地级市层面数据，采取差分 GMM 估计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环境法规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产生了负效应，同时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压力之间通常选择后者，由此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吸引难度增加，抑制当地经济增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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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环境规制的定义和分类
（1）环境规制的定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环境质量，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维护生活环境的质量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也由此开始。要理解环境规制，首先就需要了解规制（Regulation Constraint）。规制通常是指政府部门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对微观主体进行干预以实现相应目的干预措施。一般而言，政府部门认定市场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规制就会作为政府进行管理的方式出现。规制既然是一种管理手段，那就必须具备规制主体、对象、目标、手段和性质五个要素。
所谓环境规制，顾名思义就是在环境问题上出现了市场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由政府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依据规制的五个要素来划分，
环境规制的主体一般指政府，环境规制的对象是微观经济主体通常是人或企业，环境规制的手段指外在环境规制的表现形式，在早期一般是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约束的形式；环境规制的性质是指环境规制本身带有的约束性。由此，环境规制就是指政府部门为了解决环境污染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约束性干预措施。但是，随着环境规制研究的发展，环境规制的外延开始扩大。特别是规制主体和手段方面，环境规制的主体、手段开始丰富。经济发展提升了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公民素质的提升，公民素质的提升直接强化了公民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居民、社区、组织等微观经济主体自发的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因此，环境规制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规制手段不限于接受约束。因此，环境规制的定义就变为：以解决环境污染相关问题为目的，通过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管理形式，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约束性措施。
本文探究的环境规制是指“双控区”这一项政府部门出台的环境治理政策，对各个受到影响城市的约束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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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规制的理论依据
2.2.1 环境的稀缺性
环境污染造成的空气污染与水污染问题严重的威胁到了大众的健康安全，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来解决污染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环境污染发生时，政府部门该不该管，也就是说环境规制有没有必要进行，一般而言是基于环境的稀缺性、外部性及公共品特征展开的。 环境的稀缺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相对稀缺性。理性的经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基于利润最大化条件，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的同时，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无限索取。然而，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度的，从而导致环境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是有限的，环境承载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有限性与人类无限增长的需要之间矛盾就构成了环境的相对稀缺性。
第二，绝对稀缺性。环境具有可循环再生性的特点，但是人类因为技术上的限制，利用环境资源的周期比环境资源再生的周期长的多，环境资源在总体上是有限的。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一旦超过环境可再生的最低限度，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