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结构性稀缺。在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通常需要多种投入要素组合参与，但是区域的环境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往往环境承载力并不是面面俱到的，总会出现某些区域某种环境承载力强而其他环境承载力弱，或者某区域环境承载力强但其他区域环境承载力弱的情况，例如，某地植被资源丰富但山脉少，因此对空气的净化能力强，而对固体垃圾处理能力就较差。但是生产经营单单只靠一种要素投入不行，受到环境承载力短板的影响也会使得生产经营受限。环境承载短板与生产经营活动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环境的结构性稀缺。
..............................
第三章 我国的环境规制的历史演变和现状 ...................................... 21
3.1 我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演变 ............................................... 21
3.2 我国环境规制的现状 ..................................... 22
第四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26
4.1 传统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 26
4.2 “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28
第五章“波特假说”实证模型及检验分析 .......................... 35
5.1 数据来源 ............................... 35
5.2 描述性分析 .................................. 35
第五章 “波特假说”实证模型及检验分析
5.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国务院关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有关问题批复通知》、《中国专利数据库》等。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某一政策出台的效果，一般以政策实施当年为时间节点，比较此前 4 年和之后 4 年间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化差异（高雪莲等，2019）[24]。由于“双控区”政策是 1998 年出台的，本文选择 1994 年至 2002 年的时间跨度作为估计区间，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尽管采用 1994 年至 2002 年作为估计区间并不能完整刻画“双控区”政策效果，但本文的结果只是低估“双控区”政策的效果，实际的“双控区”政策效果会比本文估计的结果更大；第二，此区间时间跨度受到其他政策干扰的几率较小且足以反映“双控区”政策出台前后的变化趋势，如果将估计区间延长至 2010 年，可能会带入其他政策效应的影响（如 2005 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一定程度上抵消“双控区”政策的效果，从而使得估计存在偏误。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长期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民对洁净空气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但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经济增长，“创新补偿效应”在我国是否存在？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需要有科学的评估方法和和合理的政策建议。
我国从 1998 年施行的“双控区”政策无疑是一次宝贵的准自然试验，一方面该政策推行的规模较大、跨时较长，另一方面该政策由中央推行，受地方干扰小，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利用“双控区”政策结合全国 281 个地级市 1994 年至2002 年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强、弱两个方面验证了“波特假说”在我国的存在性，并从机制上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波特假说”在我国更多的表现为技术进步与短期内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并存。为应对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通常做法有两种：淘汰落后产能或技术创新和引进。本文的结论显示这两种现象在“双控区”城市都表现得比较明显。相对于非“双控区”城市，“双控区”城市的工业经济增长的增速显著放缓，但专利授权增速显著上升。由此可知，就设立“双控区”这一环境规制政策而言，出现的创新补偿效应但创新补偿效应并未大于环境规制的成本，证实了我国存在弱“波特假说”，而强“波特假说”不成立。
第二，强“波特假说”的成立依赖于环境规制引发创新补偿效应的大小。换句话说，强“波特假说”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强“波特假说”的成立条件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合理设计及实施情况。就本文研究的“双控区”政策而言，“双控区”政策是一项以命令控制型为主的环境规制政策，它成功的完成了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但是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大小有限并且产生的时间相对滞后，由此，只是部分而并非完全抵消环境规制的成本。
第三，“双控区”政策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和北方相比，南方城市的偏重于轻工行业，以及创新能力相对突出的特点使得南方城市工业生产力遭受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对于不同行业和地区，由于对环境规制的响应力度不同，引进和创新技术的力度也不一致。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