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忏悔是正直者的义务

一、 《作家》第8期一篇名叫《历史决定论的阴影》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么哈维尔呢，他不是比拒绝签名的昆德拉和拒绝忏悔的余秋雨高尚得多么？在某篇文章中，‘新青年’余杰以昆德拉和哈维尔为例，提出一个是否应当在名单上签名的问题。他的意思似乎是，不签名就是堕落。今日要求余秋雨忏悔，他的理直气壮就是他代表‘总体真理’拿着一份名单，要求余秋雨在上面签名（忏悔）。表面看起来，当年哈维尔是在监狱里，昆德拉是一个不敢签名的庸人。但在哈维尔的后面站着一个叫做历史、真理、民主、本质和‘整体’的庞然大物，站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符号。而在昆德拉的后面只站着他字迹和他的作品。我们最终发现，经过时间的证伪之后，哈维尔成了总统先生，而昆德拉依然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作家。对我而言，我以为作家昆德拉的这些话比总统先生当年的签名更有价值：‘卡夫卡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预言’的意义恰恰在于他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意识形态观念、未来学派的预言面前保持自己的自主。’”这段文字在逻辑上的匪夷所思以及观念上的无赖、诬赖是我近年看到的无耻文字之最。它指着昆德拉说“这个人是伟人”，然后他告诉读者“因为昆德拉自己说他自己是伟人”，不是吗？昆德拉说“不介入”的小说家才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昆德拉就是不介入的小说家，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它指着哈维尔说“你已经被时间证伪了，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是伪事，你是欺骗人民的伪君子”，理由是“你当了总统”。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昆德拉的伟大，当初那个“不敢签名”，“表面上看起来的庸人”经过时间的证明实际上是一个圣人，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时间会把哈维尔证伪。 在我看来，昆德拉的可耻的胆怯恰恰已经被哈维尔的当选总统证伪了，时间站在了勇敢者的一边，而将投降者、怯懦者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帮凶者的名字刻在了耻辱柱上。我在想余秋雨可能并不可耻，因为文革中的他非常年轻，可能并不是出于虚伪而选择了那样的写作，而昆德拉却是可耻的，因为他明明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出于怯懦放弃了真理，萨特说过“在专制和黑暗前面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德拉犯了同谋罪，如果说余秋雨是否忏悔只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昆德拉是否悔过就不仅仅如此，他应当受到历史理性和社会道德的双重审判。 想到张志新、顾准、遇罗克，这些在文革中因为反抗而死去的人，如果哈维尔已经被时间证伪，那么他们理所当然地在那些人的逻辑中也被证伪了。也许，他们的在天之灵当为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而长哭不止。的确，我们不能要求那些直接地割断了他们的喉管，打断了他们的肋骨的刽子手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确，我们也不能要求那些旁观者，甚至将观看杀戮当成娱乐的人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们有理由在张志新等无比崇高的灵魂面前窥见自己内心暗藏的小来；进而，我们也有理由要求那些行刑者、观看者为此感到痛悔。 这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而不是最高要求；它不是什么伟人的美德，而是普通人都应当的义务；这是对凡人、常人的最低要求，而不是对圣人、伟人的最高要求。 但是，那些人似乎并不这么想。《历史决定论的阴影》中竟然写出了这样的话：“文革的‘历史问题’、‘流毒’是任何一个人都逃不掉的，‘文革余孽’余秋雨逃不掉，没有当过红卫兵但喊过口号的我肯定逃不掉，包括1973年出生的余杰，你以为你可以逃掉么？但所幸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人有权再因为自以为‘比你较神圣’，就可以强迫你交代‘历史问题’。”他是在恐吓余杰？是的，这是恐吓。 然而，这并不能吓倒我们。因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也是有罪的，我们愿意为此而忏悔、反省。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忏悔？我们并不是因为感到自己“比你较为神圣”，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退一万步讲，即使因为余杰生在1973年，或者因为我生在1968年，而且竟然名字就叫“红兵”，我们是有罪的，甚而，我们假设自己是犯了死罪的囚犯，那么也请你不要剥夺我们指认其他囚犯的权力，如果，我们忏悔也请不要剥夺我们要求别人忏悔的权力。我们的理由是“不要以我之需要忏悔来证明你之可以不忏悔”。 牧师帮助别人忏悔，是因为他知道原谅有过错甚至有罪的人，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也是因为他将原谅余秋雨，事实上，余杰一定也深深地知道，历史已经用实际行动原谅了余秋雨。但是，我要说，如果原谅别人是一种美德，那么请在要求于别人于这种美德的同时，也允许别人要求你于一种起码的道德――忏悔。历史已经展现了她宽宏大度的美德，也请你回报于她真诚的道德。对那些人，我想说：“我已经原谅了你，也请你原谅我要求你忏悔的罪过。” 二、 我理解那些拒绝忏悔，为余秋雨辩护的人的恐惧，他们中有些经历了文革，充当了旁观者甚至批斗者的人，他们害怕因为文革中的历史问题而遭到一如当时的人们对待有历史问题的人所进行的那种批斗。我要他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恐惧，肉体上折磨、政治上批死、人格上压垮的文革式批斗不会再有了，请他们不要用自己当初对待“有历史问题的人”的那套做法来推断余杰的做法，余杰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且仅仅是精神上的自我忏悔而已，仅仅如此就够了，这是余杰的逻辑，他们与其为此而感到恐惧余杰，不如为自己内心深处的魔鬼而恐惧自己，是什么在妨碍着他们忏悔、恐惧忏悔？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魔鬼。 其实哈维尔、曼德拉、甘地这些人不是天生就没有恐惧的，昆德拉式的恐惧，余秋雨式的恐惧也不是天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与恐惧做斗争，征服恐惧，而不是被恐惧征服。汉字当中关于恐惧的词汇特别多，惧、怕、惊、恐、怖、怵、怯等等，中国人的恐惧感似乎特别发达。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基于什么心理呢？是对忧惧的认可，还是对忧惧的抵抗呢？汉族人似乎更倾向于认可恐惧。 其实任何具体的人对于具体事物的畏惧都是不可怕的，这又有什么呢？一个女人，她害怕小狗，她见到了狗就晕厥过去，这难道是可怕的吗？我有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她一见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会口吐白沫，这难道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吗？真正可怕的是那种无形的，你说不清楚的东西，它不是对具体事物的恐惧，而是对抽象之物的恐怖？没有来由，没有理由的恐怖，它散发在你的周围，它是一种高压之下的传染病，谁都有这种病，但是谁都忘记了这种病的根源，或者知道它的根源，但是害怕去探讨它。它施加在你的身上，起初是你不得不接受它，渐渐地，是你诚服了它，将它当成了生活的常态。一只被长久地关在笼子里，成天面对驯兽员的皮鞭，在恐怖中生活惯了的老虎，当拿走驯兽员的皮鞭，打开牢笼，它会怎样呢？它会回复它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本性吗？不。那恐怖的皮鞭已经成了它的生活的常态，没有皮鞭的指挥，它会无法生活。有的时候，我在想人和在皮鞭下学会了恐惧动物狗并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在恐怖感方面。我常常遇到那样的编辑，他基于恐怖，对着我的文字举起了屠刀，或者甚至连屠刀也不屑于用，而用一句话给枪毙了。他，一个编辑，在干什么呢？为了解除自己的恐怖，他转嫁恐怖，在这个转嫁的过程中，因为他总是本能地夸大恐怖，因而他往往是比那个真正的恐怖表现得更恐怖。就这样恐怖被一级一级地传播下去，到了恐怖的最底层受众那里，那些人已经无法知道恐怖的真正来源以及它的目的，而只是承受着，在恐怖的生活中进而变态着。 我看到周围的市民们，他们的恐怖是那样地分明。他们将自己的房子用铁笼子圈起来，我的楼下就有一家，他们把家里的每一扇窗户都钉上了铁栅栏，甚至空调洞上也安了铁条，而他们的门，则是双层的不锈钢保险门，每每有人拜访，他们首先是透过门上的猫眼向外窥望，看是否有危险，进而是打开第一层门，在门里和来访者透过外层保险门的栅栏对话，如果能这样将来访者打发走，他们就感到庆幸，终于一个危险的因素消除了，而如果来访者偏偏是那种不识相的人，一定要进屋，那么他们就会眉头紧锁，满脸恐惧，他们担心客人的赃脚将地板弄赃了，弄破了，害怕客人有肝炎等传染病，会在他们的茶杯上留下病毒，担心客人抽烟污染了他家里的空气。这是基于有限的财产、人生安全而产生的恐惧，还有另一种无形的恐惧更为严重。它深深地掩藏在生活的深层，是真理显身处的荆棘，是思想者立身处的火焰。霍布斯，这个《利维坦》的作者，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思想者，他曾经在自传中说，他是他母亲生下的孪生子之一，而他的孪生兄弟就叫“恐惧”，在教会、王权以及国会派的数重压迫之下，这个处于极度恐怖之中（教会扬言伦敦的大火和瘟疫是霍布斯渎神的结果）的思想者只好将自己手头的文稿付之一炬，我们可以想见霍布斯当时的惊恐程度，一个思想者，他自己烧毁了自己的文稿――这等于自杀，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需要多大的现实和精神压力呢？再让我们来看看伽利略。这位坚持真理宣扬日心说的人，他和专制势力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但是，在最后一次审判中，他终于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地心说是正确的，而他终生宣传的日心说则是谬误的，这位70岁的老人，跪着向“普世基督教共和国的红衣主教”宣读他的忏悔： 我永远信仰现在信仰并在上帝帮助下将来继续信仰的神圣天主教的和使徒的教会包含、传播和教导的一切。因为贵神圣法庭早就对我作出过正当的劝戒……以使我抛弃认为太阳是世界中心且静止不动的伪学……我宣誓，无论口头上还是书面上永远不再议论和讨论会引起对我恢复这种嫌疑的任何东西…… 有什么东西能使一位老人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且宣布要维护自己一生反对的“地心说”呢？恐怖，一种恐怖深深地扎根在人类的血液中，它像病毒一样繁衍着，最终戕害了人类的身体和心灵，使他们虚弱。由此我想到，某些思想者是多么地不容易，战胜恐惧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顾准，这位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伟大者，当他被看守毒打，打得只能在地上爬行的时候，当他的那些同人因为恐惧而畏缩，不敢站出来说一句话的时候，他那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