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艺术：形式实验与思想困境

第一节 小说叙事技术化与先锋身份焦虑化 第二节 美术多元试验取向和拍卖化的反差 第三节 先锋音乐的摇滚化与古典大众化话语 先锋艺术作为思想解放的产物，在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然而，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氛围的总体转型，先锋艺术姿态的身份变得日益暧昧、日益复杂，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先锋已经成为变化迅猛世界的旁观者，或许可表述为：先锋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后卫"。对这一言人人殊的文化景观，应对中国先锋艺术怎样进行文化阐释？怎样揭示前卫艺术困境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的内在变异？怎样透视当代审美文化的平面多元景观所掩盖的先锋衰退的真相？怎样在新的层面超越文化民族主义视域而进行富于建设意义的东西方文化对话？ 在我的研究中，我并不将小说、美术、音乐作为"史"来研究，而是作为"知识范型"来研究，不关心排行榜上那些自封为前卫或时髦的艺术家，只关注具有文化学术意义的文本与创作，将一些尽管是贸一时，但不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作家、画家、歌手淡化掉，而将我所关注的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沈默的一群"的创作，作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延伸的"问题表征"来处理。 作为学术史描述，我力求客观而非面面俱到地评述各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为人物排座次，并不以个人的好恶决定取舍标准。当然，任何阐释都必然会带有论者的自身思想烙印，这也是反复被当代解释学所证明的道理。 第一节 小说叙事技术化与先锋身份焦虑化 也许，90年代的小说是最领风骚的，但它也是最为寂寞的。因为，它再也不是艺术领域中一道最明亮的风景线了。据中国作协统计，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超过一百部，可到了93年，就已经超过200部，94年接近四百部，95年为七百部，96年据说已达近千部，97年和98年几乎超过一千部，到了99年，一些知名作家已经公开向媒体坦言，自己基本上不看当代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既费时又是低水平的重复。 这种愈演愈烈、粗制滥造的小说，这种大多兑了水分的小说，这种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私生活一览无余的所谓"私小说"，却促使读者日益扭身而去。它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收回了期待视野而将目光投向了其它更为现实的行业。小说的旺年旺季却如此背运，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的粗制滥造和过分的欲望化使读者感到其中精神的贫瘠，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再读完厚本的虚构小说。1999年一开始，不少纯文学刊物就纷纷宣布倒闭，实行了商品社会冰冷逻辑的"安乐死"。 此外，小说在形式上愈来愈玩"叙事魔方"而远离生活本身，因此，尽管小说出版年复一年日益增多，但读者却年复一年日益减少。虽然《大家》等刊物推出联网作家，甚至以重奖来招徕读者，甚至作家刘震云闭门八年写出长达20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仍不能恢复小说在80年代那种一部风行而天下争阅的盛况。小说回到了想象虚构叙事，回到了个体私人内语言的描写，回到了语言的重新组合，不再负载小说以外的精神及道义，小说只是小说。于是，充满语言游戏的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可能再领昔日的风骚了。 一，本能欲望写作与私人化写作。 更深一层看，小说创作事实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写作危机。当某些作家打出文学世俗化旗号时，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私人写作，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的浅层次状态，于是，在现代化即世俗化这个新神话面前，他们以世俗化为依据，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崇高、神圣和一切有关价值的问题，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回到私人性的欲望化写作。但殊不知，现代化是从中世纪神学的压制下逃离出来而标榜人的合法性的，而现代的作家在标榜人的合法性时并未遭受到神学的压制，相反，他们是在反人性、反人的尊严、反人性深度时，过分张扬了人的自然性成分，或者说告别了人性而逐渐走向人的本能性。 这样，90年代的文学就似乎出现此种情况，即那种欲望化身的西门庆、贪婪化身的达尔丢夫和否定的化身梅菲斯特成了小说中的当代英雄，成了融大众趣味为一体的倒立的"高大全"。于是拥抱世俗就是拥抱消费，就是拥抱大款大腕，拥抱无边的欲望与现世的生活质量。从而某些人的写作在消解了所谓的神性，剥离了所谓的人性以后，变成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本能欲望的展示，并标榜为"个体性文学"或"身体型创作"。对此，不难看到创作界和批评界确乎遭遇到形而上的迷茫与形而下的误区了。 其实，福科早就发现，现代的先锋派文学与学院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在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阅读评论中，先锋文学才得以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小说不再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是成为作家玩弄叙事的狭窄领域，以及搞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或许可以说明，小说创作是怎样变成文化游离中的本能叙事的，成为游离于时代发展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的玩弄者，成为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于是"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化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小说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生活，以及卑微的欲望和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小说不再成为大众反省生活、直视灵魂和感悟世界的窗，也不再具有文学自身的超越性和提供他者经验的参照性，而仅仅成为世界沉沦中的自我身体抚摩的确证。 同样，拉康认为，"欲望"是与"需求"相区别的概念，因为"需要"总是对一个特殊对象的需要，而"欲望"是与匮乏相联系的，即欲望是超越了需要层面而产生出来的。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无意识是语言赋予欲望以结构的结果，语词没有把握住能指的实质，因为被命名的只是表面上的命名，欲望能够给予能指以意义。但意义只为主体所感，所以无意识是一种呈现，是对未被指认的欲望的呈现。于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可能性是没有终结的欲望运动，所有的欲望都肇因于匮乏，欲望不断蠕动，以求获得匮乏得满足。人们的语言正是依靠这种匮乏而产生作用，因为，符号所表示的恰好是真实对象的进入，而词语仅仅因为他者的进入或拒斥才具有意义张力。所以进入语言就等于变成了欲望的牺牲品，语言被挖空而成为了欲望之物，在欲望中语言遭到分裂。沉入语言就等于脱离了拉康所说的真实世界，而永远无法接近这个领域。人们只能用一些替换物来代替另一些替换物，用一些隐喻来代替另一些隐喻，这样，使自我在想象和虚构中得以完成。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小说领域滋长这一重写私人话语和本能欲望的氛围。我认为，当代作品中对"个体"或"身体"欲望写作的关注，以及其向世俗性写作发展的理论根据，都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我承认人的合理欲望，不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表达，认为在文革否定人的合理欲望之后，应该给真正合理的欲望正名。但是，我强调"度"的问题。如果不能把握好人与神、人与兽之间的度，人一方面可能被重新异化为神，重演那种世界性的神话灾难；另一方面，如果不把握好人的生存之间的状态而滑向兽性，同样也会出现大面积的兽性爆发。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的几次兽性大爆发和欲望大暴露，仍然存在我们痛苦的历史记忆中。 世纪末文学的身体欲望展示，并非完全是积极健康的，里面也残存着不少历史已经淘汰的东西。仅仅是展示欲望并不能说明文学拓展了什么，因为根本问题还在于：这种欲望展示，是展示个人经验世界的哪一个方面？是展示反历史、反精神、反常识甚至反审美的一方面？还是展示具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既逃离神性又逃离兽性的健康平和的人性方面？无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也大体上不会仅仅让西门庆成为时代的性崇拜者，也不会全然让达尔丢夫和梅菲斯特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主人。相反，人类会在这个世界中不断抛弃自身创作的误区而把握真正的"度"。我有理由认为，那种非此即彼的充满误区的创作将在逃离时代的同时，使自己在低俗趣味和平面价值中，在商业炒作和欲望冲突中弄脏自己，并最终成为时代泡沫文化中的泡沫。这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性热潮"问题。不管是乡土气十足的"陕军东征"出现的让文学界为之瞠目的性热浪，还是所谓张扬金钱本能之类的城市市民小说中涌动着的当代欲望价值观，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世俗化文学浪潮中，所有新的"主义"、新的"旗号"所掩盖的恰恰是那种陈旧的个人欲望，恰好包装的是那种已成为历史并丧失了合法性的生命观。因此，这种写作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挑衅，是对真正的个体写作、边缘化写作和人性对话写作的瓦解。尽管这类文本，能够在不断刷新的大众传媒排行榜上呆一段时间。9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告别政治话语时，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效性话语，仍在一种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着暧昧的语义缠绕，甚至满足于在个人欲望话语的泡沫中剔除残存德诗意。但是，我仍可以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文学将在告别"政治化写作"与"欲望化写作"之后，走出写作困境和价值迷茫，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写作"位置。 近十几年来，先锋小说遭遇到市民性小说的强有力挑战，其中，尤其以王朔式的"世俗关怀"的调侃性和日常口语凡俗性，日益明显地消解着先锋们的实验性书面语的深度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无疑在整个文学界使先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想、批判精神在顽主文学中被消解，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语言也被口语的凡俗反衬得失去了合法性。大体上说，"顽主"文化之所以能在精英文化和意识文化对峙的空场中登台，主要在于他在特殊的时间嵌进了历史的缝隙。90年代初，它以"政治波普"的方式嘲弄了意识话语的神圣感，并对极左思潮那一套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使精英文化误以为1968年风行欧美的消解浪潮可以再次在中国重演，从而使得现实无力感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然而，顽主文化在"收编"了世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