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品经济对吴门画派的影响

明代商品经济对吴门画派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说明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艺术市场的繁荣，从一个方面推动了吴门画派的发展，并以此为切入点，揭示了经济与艺术的关系，说明经济是艺术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明代，商品经济，吴门画派 元朝后期大批画家南迁，苏州开始成为绘画的中心之地。至明代中期，商品经济较前代更加活跃，当统治者疲于宫廷内部斗争时，在中国城市出现了史学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市镇经济发展，工商业的比重逐渐增加，当时的苏州和与之毗邻的松、嘉、湖地区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丝织业、棉布业、造纸业、冶铁业、珠宝业等相当兴盛，商品琳琅满目，商贾云集，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苏州已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和东南一大都会[1]。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苏州的市民阶层和有钱有闲阶层剧增，他们挣了钱要消费、要休闲，于是有一帮文化人在唐宋传奇的基础上、在话本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写作小说和剧本，既反映社会现实，亦满足市民阶层和有钱户的“业余”消遣之需。但这还不够，小说的阅读是个人行为，观赏戏剧是看表演，还不能突现个人的身价和品位，于是他们需要大批的绘画装点门面，需要大批的画家从事绘画工作，这是吴门画派大盛的经济原因。吴门画派自沈周发迹，至文征明大振，继明前期宫廷院画和浙派的兴盛之后，一跃而成为画坛的盟主。吴门画派最鼎盛的时期在明成化至嘉靖这近百年间，但其影响极为深远。 这时期，社会的意识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商人的形象有了不小的改观，尤其在“高雅”的士大夫中间。儒生、官员不惜易儒弃官经商的例子俯拾皆是。出现了文人、仕官商人化，商人文人化的社会现象。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带来了绘画艺术的繁荣，文人画家公开开列润格，出卖自己的诗文字画。明“四大家”（即“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以及其他文人画家概莫能外[2]。沈周因家训未仕，唐寅是仕途失意，仇英终生为画工，只有文征明在五十四岁时被授于“翰林院待诏”之职，但四年后稍不如意即辞官退隐。他们为了生计，也需要卖画。“吴门四家”之首沈周曾遇“贩夫牧竖”来索，也“不见难色”，刘邦彦戏曰：“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旧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有时沈周就叫他的众弟子代笔，所以，有人伪造他的画，他也不计较[2]。据史料记载，仇英当时卖画价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间，而出身于商贾之家，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也是“闲来写幅丹青卖”。文征明直接参与书画经济的消息，在《文征明集》许多小简中明显地传递出来，他给学生朱郎的书简写道：“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又